郭伟和专栏丨什么是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思路
和说共治
基层治理回归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
无疑，当前主导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政府治理体制。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运行机制，并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短板和弱势，来补短板、强弱势，才能逐步改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增强治理效能。
那么，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行动的互动演变规律都有哪些要素和趋势呢？在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传统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社区发展与治理的资料，并逐渐形成了某些共识，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参考依据。
从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就把社区研究作为其基本研究方向，并发明了人文区位的研究方法，通过民族志的具体研究手段，去观察和研究城市移民过程所带来的社区发展与治理的一些变动趋势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个研究传统，当年也被燕京大学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引入中国，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产生了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一大批从事中国农村社区、民族社区研究的大家。可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恢复社会学，我们对基层社会发展与治理的研究才又接续起来。
综观中、外社会学家对于社区研究的成果，给我们进行社区治理带来的启示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第一，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乡村社区的凋敝以及城市社区的异质化。原有的一套熟人社会的权威、声望、职业、生计结构模式被打破，城市陌生人社区交往基于刻板身份印象更容易导致排斥与歧视。而且，新的社会分层通过空间居住分异模式和门禁管理模式，更容易产生难以融合的不平等鸿沟。这是当前社区治理中需要直面的社会变动趋势，它会导致社区治理的难易程度不一致，治理效果也会分异。虽然同样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体制，但是因为这种空间分异模式，会导致不同的治理效果。
第二，空间分异的变动趋势既有客观的机制，又有主观的原因。在客观上，经济发展的资源与机会、生活设施的舒适与便利、社会交往的包容与排斥等都是引导人们在空间流动的因素。但是，人们对于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刻板印象等主观认知，也是导致地区衰败与繁荣的重要因素。比如东北地区曾经吸引了大批建设者，可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有经济改革，东北地区经济衰退，国家提出了东北振兴的战略方针，但是“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却不胫而走，其背后与人们对当今东北人形成的刻板印象不无关系。美国社区研究学者罗伯特.J.桑普森的研究发现，犯罪学的“破窗理论”并不是真正因为破窗导致犯罪分子越窗而入，而是“破窗”“涂鸦”等外在特征容易导致一种集体认知，认为这个地区的人群贫穷、低下、恶劣，进而逃离这个社区，导致社区日益破败。
第三，上述主、客观结构因素并不是不能改变、任其发展的，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积极干预措施来改变这种发展趋势的。这些干预措施并不是要增派警察、保安、街道干部来进行管制，而是通过培育社区各种居民组织，增强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自治能力，形成一种集体效能感，这样才能产生社区治理改善的内生动力机制。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就是靠基层自治组织进行简约治理的，但是伴随着基层政权建设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正规化，基层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的职能日益重叠和混淆，村/居委会逐渐成了乡镇政权和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助手，居民自治功能日益萎缩。
总结和回顾这些社区发展与治理的研究成果，是希望给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导向带来启示：如何由一种日益行政化和内卷化的基层治理趋势，逐步回归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和智能化的治理方向。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理论专委会副主任】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2年4月下刊，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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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燕
制作：周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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